凤鸣轩
其一
一位妈妈在《推开那扇门》一文中坦言:儿子6岁那年,我们第一次走进城里的新华书店。一个6岁的孩子,因为封面上的海,选择了一本书。然后他蜷在书架之间的角落里,一页一页地翻。我坐在他旁边,从书架上抽了一本小说。那一下午,我们谁也没跟谁说话。回家的路上,他问我:“妈妈,下个星期还能来吗?”我说:“能。”
从那以后,周末去书店成了我们家不成文的规矩。风雨无阻,七八年。那些年,我看着他慢慢变了模样。先是拼音书不翻了,再是图画书不看了。他三年级时有一天,我在厨房做饭,听见他在房间里笑出声来。推门一看,他躺在床上,举着一本《夏洛的网》,两条腿蹬得像踩水。我问他笑什么,他笑得说不出话,只用手指着书,眼泪都出来了。那个场景,我一直记得。不是因为他多爱读书,而是那种笑——那种被文字戳中后的、毫无防备的笑。
其二
演员万茜感慨:有分寸的表演,不是把答案说出来,而是把人物的心放进去,让观众自己去感受。前段时间,电视剧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播出,我在剧中饰演丁玉娇。表演过程中,我常常会想起一个词:分寸。分寸不是把情绪压住,而是明明知道人物心里有风、有火,有许多不能说出口的情绪,却仍然用克制的方式,让角色一点点被看见。
丁玉娇就不是一个立刻就能被看懂的人物。她不是一个标签,而是一个在时代洪流中慢慢展开自己生命的角色。最难演的地方,不是某一场戏有多激烈,而是角色在不同阶段之间的变化,无法只靠台词去讲明白。很多时候,真正让观众理解一个角色,不是通过她说了什么,而是她没说出口的部分。这让我想到上大学时,我曾饰演一个声带受损、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女孩,那时老师教会我,情感不只是靠台词输出,眼神、呼吸、肢体,甚至一个很轻的转身,都可以成为人物的语言。

其三
“侨批”——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家书与汇款凭证的合称。2013年,“侨批档案——海外华侨银信”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记忆名录》。侨批,承载着一个家庭的生存、一个时代的离散、一个民族的乡愁。那些在海外的丈夫写给妻子的侨批中,很难见到“爱”字,也很少有“情”字,却有一种更重的东西——丈夫对妻子的“亏欠感”,以及由此生发的“敬佩”。这正是“恩”文化的精髓:最动人的不是“我爱你”,而是“我念你”和“我记得”。
从“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”的古训,到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的吟唱;从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,到一代代人刻进基因里的“记得”,这是中国人的“恩”,它从来不是一笔冰冷的账,而是一条温暖的河。它让陌生人变得亲近,让离散者有所依靠,让孤独者有所寄托。它是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密码之一。
其四
说起天津,不少人会因为相声会心一笑。但如果以为这座城市的声音只有“段子”,那便错过了更动听的韵律。早上,公园里空竹鸣响清脆悦耳;中午,街角飘来一出评剧《花为媒》唱段;傍晚,海滩上,音乐节的吉他与民俗演出的锣鼓交织……
有个概念叫“音景”,指的是一个地方特有的声音景观,那是自然之声与人文之韵的交响。“娘家人来了!”百年广东会馆里,岭南文化与津门文艺“同框”,津粵港三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,这是戏曲大码头被唤醒的记忆。“又有新节目了!”在海河边溜达的人们遇到新惊喜,亲水平台上响起了大提琴的曲调,《我爱你,中国》的旋律随着水波流淌,这是现代都市的惬意生活。认识一座城,靠眼睛、靠舌尖,也靠耳朵。丰厚独特的文化资源可以被“聆听”,关键是如何活化、转化,让这些故事更有新鲜感、生命力。
打造“听的文旅”,不仅仅是放大“声量”那么简单。在市井的逗趣里,在悠扬的唱腔里,在新旧动能的交响里,我们“听见”一座城市的格调,“听见”一座城市的未来。
读报偶得其一、其二、其三、其四,让我过目难忘,入心入脑,不忍舍弃,留待复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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